历史象征和文学虚构

作者:大发黄金版网页app | 2020-06-07 23:54

  《沧桑》是长篇长卷小说《河东河西》三部曲的第二部。主要讲述深圳改革开放的前夜,发生在河东河西的故事,时间跨度近三十年,即从二十世纪50年代初到1980年。选择这种题材对于孙向学来说,是一个挑战。因为这类小说不仅要尊重历史,还要懂得怎样把握历史。过去很多小说家在这方面栽跟头,原因是他们无法做好小说和历史的衔接。我们知道小说是虚构的,但作为趋向写实主义风格的作品,尤其向历史靠拢的题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尽管孙向学一直向外界宣称他是一个写实主义作家。

  孙向学是在桂西(广西西部)农村长大的,在桂西生活、工作多年。作为一个“六零后”,他本身有着种种苦难的磨砺。要了解一个作家的作品,他的生活历程是非常重要的。桂西的生活经历对孙向学的语言风格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不敢说童年的经历会像影响海明威那样影响孙向学,但可以这样说,这部小说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印象:部分语言并不是深圳这片土地的地域属性,而是桂西乡下的那种“野话”。这部小说也一定融进了作家自身经历的一部分,因为他经历过“文革”,还因为,小说家无论想象力如何丰富,他无法跨越不熟悉的地域去写他不熟悉的生活。当今的一些小说家,常常把自己的小说里的时间放置到遥远的N年,毫无生活根基,写作起来也毫无顾虑。这样的小说经不起检验。《沧桑》是在特定的时间范围之内,根据历史的时针循序渐进,写作起来有难度。

  《沧桑》不是某一个人的历史,但它又确实暗含了某些个人的命运。从文学角度看,它是虚构的;从历史的角度讲,它有强烈的历史感和代入感。我把它(姑且这样讲)称作:历史的真实和文学的虚构。在很多人的阅读生涯里,涉及这个“敏感”时期的作品,一般都是回忆录或者是回忆录式的文体。这类作品汗牛充栋,但震撼我们的常常是血与泪,很少有人通过反思去构建历史,这不在作家的才华,也无关经验,而是个人的责任感的一种驱使——不能说孙向学解决了历史困惑。所以《沧桑》值得我们解读。

  小说有一条清晰的脉络:农业合作社(公社),大炼钢铁,“”,逃港,恢复高考……这是小说的背景。作者也没有越过政治的雷池,没有过多地去表现悲壮和惨烈,而是有温度地讲述:哑巴爷、玉儿、文启明、文旭……文氏家族的三十年。没有刻意去营造时代大变革前夜的那种潇潇风雨。小说也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这恰好是它的优势,因为它的故事是缓慢的,作者极少穿插情节,十分严谨,作品的质地由此可见。

  我过去读这类作品总是提心吊胆。很多作者为了揭露人性,表示深刻,一定要弄出一些让人不忍卒读的文字、不忍直视的场景,以达到预想的效果。《沧桑》实际上是不同的,它的揭露人性的“恶”有步骤,并不急于向读者呈现。比如后来担任平洲农业合作社社长的王新乐,为了阻止农户退出公社,动用(指使)打手开枪打残一个农民,在这里作者是一笔带过的。关键的一步是,打残以后,王新乐以怎样的方式掩盖自己的罪行,这里作者就花大力气去描写。首先作者安排的是人性觉醒,要让过去的王新乐和现在的王新乐有一个对比。小说的寻找人性,要在这里展开。既有人性的弱点,揭示了“恶”,又要让王新乐醒悟。这就是技巧。如果小说只表现一种突兀,而不梳理纷繁,那小说也不会成功。夏志清先生曾经说中国人写小说写不过西方,他的观点是中国人受到儒家的“仁”影响太深,写不出人性的“恶”。夏先生当然有发表他观点的权利。假如(只是假如)他活到今天,读了孙向学以及当代一些作家的类似的作品,我想他会改变一些看法——至少相比前一代作家,孙向学这代作家更具现代意识——他们也没有违背传统。

  《沧桑》人物众多且个性鲜明,可以说是人物群像。当然主角还是在文氏家族几个人身上。事实上,孙向学选材的角度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文氏家族这个框架的设定就跟那个被押解珠江口的民族英雄文天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肯定不是一时的灵感,而是受到历史的启发,因为在我们的整个文学传统中,文天祥是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一个名字。用文天祥的“后裔”布局,增添了小说的深度、厚度和广度,使小说更具戏剧意味。

  “哑巴哥现在不叫哑巴哥了。叫哑巴爷。”小说以这样一种温和的方式铺展开去。因为三部曲的第一部《仙儿堂》我还没有阅读,但我相信这个故事会是一个沿袭。哑巴从始至终都是以一个老实人的形象出现的,他是一个地道的,是中国随处可见的憨厚的最底层的人,他早出晚归,照顾这个家庭;“文革”时被安排去放牛,作者发问:是他看牛还是牛看他?这是哲学式的诘问。在哑巴的老朋友王副专员被批斗的时候,他要去保护王副专员,看上去是那么不知天高地厚,连自己都保护不了,还要保护别人。也正是这样,人类最纯朴的情感才那么令人动容。他的生活现状代表着那个时代那个阶级的状况。虽然是哑巴,但他实在是一个可爱的人。有非常可贵的品质。他的性格色彩,对他描写的情感的递进,和周围的人比较,他是那么真实,形象是那么高大。对哑巴爷的塑造,是一种艺术的创造——虽然哑巴爷不足以代表这部小说的精髓和旨意。

  哑巴的一生有道不尽的苍凉,在他的儿子文启明身上又有所不同。文启明是一个新时代的青年。被保送上大学,所有的路几乎是一帆风顺的,是新时代召唤的人才,是作者顺应历史的发展规律创造出来的一个人物。如果没有这个人物,也许这部小说早早就收尾了。这部小说也是以文启明安抚“逃港”的人们而结束的。这个人物依然有着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他无法超越他的时代。所以,我反对“文学高于生活”这样的论断。这里有一点我纳闷了很久,作者既然赋予了文启明那么多笔墨,为什么安排文启明的妻子李文丽“逃港”,“逃港”也就罢了,最后安排文启明与王炼相爱,因为文启明对王炼多少算是个恩人。老实说,这不符合我对爱情伦理逻辑的理解。也许作者有自己的衡量和小说写作的需要,至少我浅薄地理解为一种婚姻的自由,突破时代的束缚。另外一个层面,那次“逃港”死了三千多人,而文启明作为县委书记,李文丽是一个恰到好处的讽刺——这跟政治无关。如果小说需要发酵,那李文丽是催化剂之一。

  玉儿是这部小说刻画得最成功的人物,也是最重要的人物,几乎可以说没有之一。这个“自梳女”善解人意,但她一生无所欲求。她不想超越伦理,她有着自己的道德底线,她守候着自己的心事和秘密。她承接着两代人,哑巴是她伯伯,文旭是她儿子(一开始没有交代清楚,这个关系是作者埋下的伏笔)。玉儿的一生也是那个时代许多妇女的一生,每个经典的小说人物都映照着岁月,映照着生活的周遭。她的一生是一出悲剧,因而也是她那个时代许多妇女的悲剧。逃不出时代的宿命。多么深刻。在她身上有浓厚的批判意味。

  如果小说就这样完了该是轻松的。但是小说的所有情节并不轻松,包括作者以及笔者我,希望的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的转换,一个情节的变换,还祈祷一种美好的命运的垂青。可以说,即使是作者本人,也带着沉重的心情,因为没有一种语言可以无视生命的本体而存在。

  《沧桑》被认为是“深圳前传”,这何止是“深圳前传”呢。只要抽掉一些情节(比如“逃港”),把地名换掉,它可以是任何一个地方的前传,是任何一个地方的三十年。这是因为它在历史和文学之间构筑起了一座我们认知的通道。《沧桑》既是文学的,也是历史的。我想说,不管将来谁来叙述深圳文学史,《河东河西》三部曲都是不能轻易绕开的话题。关于深圳的历史开掘,关于深圳的梦想征程,都留给了人们思考的空间。

  三十年的时间,三代人的命运交织。小说勾勒出了一个时代的轮廓。往小了说,是文氏家族三十年的命运,往大了说,其实象征着一个国家三十年的命运。这部小说依然充分地显示了孙向学的叙事才华。他对历史奉献真诚的勇气,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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