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卖棉花》(感人至深)

作者:大发黄金版网页app | 2020-06-07 23:54

  当太阳西斜的时候,我越过卖棉花的架子车排成的长龙,终于在花厂门口找到了蹲在地上的父亲。

  他正和几个人闲聊,见我过来,他缓缓站起身来,伸个懒腰,摘下头顶的草帽,挂在架子车的车把上,接过我手中的饭盒:“不是给你妈说过,不用送饭了吗?” 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的问话,我用手抹了抹脸上的汗。

  “呦,伟子,地奔儿走过来的吗?可不近呀!”老邻居广成爷也从地上站起来,笑眯眯地看着我。

  “不了,我卖完回家再吃。你赶紧吃吧,孩子跑这么远送过来,再不吃就凉透了。”广成爷说。

  “俺妈说,卖罢棉花要是有现成的棉籽儿就领,要是发棉油票咱不要,你走了咱家没有人去王集领,折成钱妥了。”我重复着母亲叮咛的话。父亲在外地工作,每年的夏收和秋收的时候才会请假回来帮母亲抢收抢种。我们学校每年都会放麦忙假和秋忙假,让老师和学生回家干农活。每到这两个农忙季节,父亲和我自然都成了农民。

  话音未落,花厂的大铁门“呼隆隆”地被两个带红袖箍的人推开。刚扒了几口面条的父亲忽地站起身来,二话不说就把饭盒递给了我。一刹那,排在前边的几个乡亲已经拉着棉花向院子里冲去。

  父亲迅速戴上草帽,拉起车子随着车流进了院子。进院的有二三十辆车子,随后大门又“呼隆隆”地关上了。

  院子很大,院内的红墙上写着“杜绝压级压价,确保棉农权益”“防火重于泰山”等白色的大字。排在前边的棉花车子像在接受体检一样,验湿、验级、过磅、开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隔着低矮的围墙和栅栏望去,远处是几座棉花堆成的“雪山”,在午后的阳光下,格外洁白。一群穿得五颜六色的男女在棉花垛上忙碌着,有的在用白色的花包装棉花,有的在用铁叉垛棉花,有的在翻开棉花晾晒。

  虽然已到中秋,阳光还是很炙热,豆大的汗珠从父亲脸上滚落下来,他摘下草帽,不停地扇着。

  验级员是个年轻姑娘,白皙的苹果脸,一头短发打着卷儿,显然是烫过的;上身穿着玫红色的上衣,下身穿着时髦的黑色直筒裤,裤腿上的折子熨烫得有棱有角,一双半高跟的黑色皮鞋油光发亮,走起路来轻轻扭动着腰肢,鞋掌与水泥地面摩擦出有节奏的声响,像是弹奏一首美妙的歌;匀称的身材活力十足,是那么的风姿绰约,在一群皮肤黝黑的棉农眼里,无疑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尤其是她腰间挂着的一串钥匙和指甲剪在阳光照耀下银光闪闪,随着她的走动在浑圆的臀部上轻轻摆动,更平添了几分妩媚。

  从棉花的干湿到棉花的等级和价格,都是验级员决定的,这一职务掌握着棉花收购的“生杀大权”,大半年劳动成果的命运都掌握在她们的手心里,这样的工作不知有多少人羡慕与敬畏,都知道验级员是万万不敢得罪的,棉农看见她都陪着笑脸,即便平日大大咧咧的粗人也会极度小心地用最温柔的声音和她说话。

  她手拿着一个像叉子一样的“探湿器”款款走向前边广成爷的车子,广成爷满脸堆笑地看着她。当明晃晃的两根叉子像锐利的匕首捅进第一个花包时,仪器没有任何反应,她拔出来又扎了进去,依然没有任何动静,反复几次,仪器仍然没声音。当她拔出来又扎进另一个花包时,仪器“滴滴滴滴”响了起来,一时广成爷脸上的微笑凝成了尴尬:“这两包是同时晒干同时收起来的,这一包咋会潮湿呢?”

  广成爷双眉紧锁,旋即脸上又挤出一丝生硬的微笑:“闺女,你再试试,看看是不是棉花填得太结实了!你咬一下我的棉籽儿,焦嘣嘣的。”说着,广成爷拿起一团棉花,把棉籽揪出来,放进嘴里咬了一下:“听听!”

  验级员没有去咬他的棉籽儿,也懒得去听,而是斜着眼看了一眼广成爷,露出了一丝轻蔑的神色,拿起旁边桌子上的簸箩:“老头儿,不潮那一包卖不卖?”

  验级员用剪刀“呲啦”一声在花包上捅开个一尺长的大口子,一大团棉花随即冒了出来,她随手抓了一把,放在簸箩里端着,向“验级室”走去,她的皮鞋与地面摩擦出清脆的声音,加上她风摆杨柳般的走姿,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验级室的门“砰”地关上了。此时,父亲如梦初醒,他一步踏上架子车,把手用力地插进花包向上翻了几下,使本来装得很结实的棉花变得暄软蓬松。

  很快,验级员从验级室走出来。她把簸箩里的棉花倒回广成爷的花包里,轻启朱唇:“四级。”

  验级员已经有些不耐烦了:“你的棉花衣分不高,水分不低,四级还不知足?你知道不知道,王集花厂的棉花走不出去,人家已经停收咱花厂的棉花,你看看,咱花厂现在已经垛不下了,能收就不赖了!”

  广成爷质问道:“收不收是你们的事儿,也不能因为棉花丰收了就压级压价啊!难道上边的文件到咱花厂都成了废纸吗?”

  验级员怒目圆睁,原本美丽的脸蛋变得有些狰狞:“上边?有本事你去找上边卖去!”

  广成爷的声音很大:“你们想给几级给几级,也太随意了吧!大家都看看我这棉花是不是二级的质量!”

  两个带红袖箍的人中,其中一个穿着白衬衣手里掂着警棍的小青年粗暴地说:“老头儿,嚷嚷啥啊,想找事哩不是?”

  广成爷很恼火:“我找事?老百姓种个地容易吗,政策是好经,都是叫这几个歪嘴和尚念歪了!”

  父亲劝广成爷少说两句时,旁边有棉农压低声音悄悄地对“白衬衣”说:“他是街上的老关。”

  “白衬衣”极不情愿地走着,嘴里还嘟噜着:“我不管他是老开还是老关,给他个面子他是街上的,不给他面子他啥都不是!不是看他年龄大,早就修理他了!”

  广成爷彻底怒了:“恁爷我今儿个还就是不卖了,你还能咋着我,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东西!”

  “愿卖不卖,不卖拉倒。卖棉花的黑压压的都是,不差你一个!”被拉到远处的“白衬衣”还在叫嚷着。

  父亲把车子往前拉了两步,在验级员身边停下来。验级员拿着仪器“哧”的一下就扎进了花包。我的心里祈祷着,别再扎了,这两个棉布花包可是姥姥和母亲忙活了一个多月才织成的,扎一下就是两个指头粗的窟窿眼儿,真叫人心疼。

  验级员用仪器上下左右地扎,父亲用肩上的毛巾擦了一把脸上的汗,笑着说:“都是头遍棉花,连着晒五天哩。”

  验级员一声不吭地拿起剪刀,准备“开膛破肚”,父亲面带笑容,用乞求的语气说:“新花包,招呼着点。”

  验级员没有理会父亲,径直用剪刀在两个花包一侧的包缝上各开了一个一拃长的口子,从每个口子里各抓出了一把棉花,分别放在两个簸箩里,摞在一起端着,又“嘎嘎嘎嘎”走向那个神秘的“验级室”。

  我忽然想起早上父亲来时母亲说的话。她说,邻居双印嫂子十天前卖的都是一级,我家的棉花和她家的相比一点儿也不差,甚至颜色还要白,绒还要长些。可是,怎么只给三级呢?

  这两大包白白胖胖的棉花,看上去每一朵都像是洁白娇贵的公主。的确,它们与其它农作物不同,从早春二月母亲打钵育苗一直到晒干装包,都注定了它们生命的娇贵。

  种棉花的第一步要先育苗,育苗是很讲究的。先在地头挖出一个长方形的浅池,池底一定要平坦,把松软肥沃的泥土用钵机像打煤球一样打成一个个圆柱形的土钵,摆放整齐,晾到八成干时洇水,且一次要洇透,再把浸泡了一天一夜的棉种一粒粒种植在钵顶的凹坑里,上边再覆盖一层潮湿温润的泥土,用长竹签扎在池子两侧的边缘,形成弓形,然后以塑料薄膜覆盖,得以保温。半个月后,一株株嫩嫩的棉芽从钵里钻出来,隔着薄膜看去,每一株都绿绿的,壮壮的,焕发着勃勃生机。随着气温升高,每天午间要掀开池子两端的薄膜通风,傍晚温度低了再盖严,如此反复多日。

  棉花苗长出一个月后,也就扎稳了根儿,就可以把棉苗从钵池移栽到棉田了。说是棉田,其实大多是麦棉套种,就是把一棵棵棉苗按行距间隔栽在麦田里,再浇上水,过上几天棉苗不蔫,就算移栽成活了。移栽不成活的,还要补苗。

  大半年的时间,母亲都会顶着烈日在棉田里劳作,施肥、浇水、喷药、逮虫、整枝、掐头,每一棵棉花都要像呵护婴儿一样,小心翼翼地打理几十遍才会盛开出洁白的花朵。精心采摘下来,还要在阳光下反复晾晒数日。为此,母亲常常累得腰酸背疼。每一个周末,我都会去棉田帮母亲干活,亲眼见证着棉花生产过程的辛苦与繁琐。每次我帮母亲摘棉花的时候,她都是千叮咛万嘱咐,生怕棉花沾上了碎棉叶,有时候索性不让冒失的我插手。这一朵朵洁白的棉花都浸透着母亲的血汗啊!

  按照以往的收购标准,这两包棉花明明是一级的品质,却被人很随意地给成了三级。眼看着要贱卖出去,心里竟然十分不舍,一时很是伤心,差点儿掉下泪来。

  父亲看着验级员,仍然露出卑微的笑容:“不能给二级吗?你看这棉花,没一个僵瓣,绒还长,不带一点黑星……”

  验级员白了一眼父亲,嘴角露出一丝鄙夷的笑:“你以为这是牲口市啊,还讨价还价的!”

  验级员的话里带刺,即使我这个小孩子也能听得出来,我很担心他们会不会吵起来。

  不料,父亲什么都没说,而是默默地走到车子前头,把袢绳挂在肩上,压起车把,回头看了我一眼说:“咱不卖吧!”

  其实,我是一时冲动才同意父亲的决定的。不卖,这个违背初心的决定,也许是父亲为了挣得最后一点点做人的尊严。我不知道将来怎样安排这两包棉花的去向,万一以后再卖,级别更低了呢?我不敢再想下去。

  回家的路上,太阳似乎没那么炽热了。父亲拉着架子车,袢绳在他的衣服上勒出了一道深深的痕迹,我在旁边用力推着。

  父亲边走边说:“降两级一斤少卖三毛多,两包按四百斤算就少卖一百多块呀!你妈辛辛苦苦一年,就指望这两包棉花买化肥和种子哩!”

  我“嗯嗯”地附和着。我知道,百十元钱意味着什么,也许它是我们兄妹一年在学校的花销,也许它是我们一家人丰盛的春节。

  太阳成了一个红彤彤的大圆球,照得整个天空都成了橘红色。我们回到家,进门看见一脸憔悴的母亲搂着八岁的妹妹在堂屋里坐着,妹妹的小脸通红,嘴唇青紫,看上去无精打采的,不时地咳嗽一声。

  平时活蹦乱跳的妹妹,今天却依偎在母亲怀里昏昏欲睡,父亲也看出了异样,问:“素兰咋了?”说着,上前用手背轻轻触碰了一下妹妹的额头:“哟,发烧了?”

  妹妹刚出生时就被医院检查出先天性心脏病,平时不能做剧烈的运动,否则就心跳过速,面色苍白,嘴唇发紫。尤其是感冒,由于抵抗力极差,都是好多天才能痊愈。每次看医生,都会被告知:抓紧手术吧,越早越好,否则,生命会有危险。

  又是一阵剧烈地咳嗽。看着妹妹的身体日益孱弱消瘦,我知道,她的每一声咳嗽都像一声惊雷,在父母的心头炸响。

  承包土地这几年来,母亲一直在为治好妹妹的病而殚精竭虑,没明没夜地在田间劳作。印象中母亲和父亲好几年都没有添置过新衣服了,一直都在为筹集医疗费而节衣缩食,他们努力加快攒钱的速度,似乎在和妹妹的生命赛跑。去年夏天,父亲和母亲终于带着妹妹辗转到了北京,在一家医院就了诊。当时医生就严厉地批评父母说,为什么孩子这么大了才来就诊?要知道,孩子越大,手术的风险也越大。尽管病情刻不容缓,但需要手术患者太多,都是要排号的,回家等候通知吧!

  父亲拿起信拆开看了一遍,又惊又喜:“是阜外医院的主治医师来的,手术安排在阳历十一月份……哦,就一个多月的准备时间了。”

  父亲说:“是啊,可算等到了!我算算啊,手术费、护理费、住院费、来回的交通费……杂七杂八得三千多,攒的钱还差得多哩。”父亲的喜悦瞬间又转变成了满脸愁云。

  “等种上麦子,把咱的老母猪和山羊都卖了,留够今年的口粮,多余的三袋麦子也卖了。”母亲说,“对了,棉花还是赶紧卖了吧,贱就贱吧,好不容易赶上手术的机会了,咱妮儿的病可不能再拖了。我可不想看着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就这么没了……”

  话音未落,奶奶蹒跚着三寸小脚就进来了,一眼看见了父亲:“老三,棉花没卖掉吗?”

  奶奶说:“刘寺岗的几个人去芝麻洼卖棉花了,下午回来从街上过,说那里不咋压价,要不你们爷几个去那里看看?”

  这时候,爷爷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掂着一兜儿东西进来:“都尝尝,今儿个在更上买的柿子,可甜。”说着,爷爷打开棉布手巾,几个红艳艳的柿子呈现出来。爷爷拿给我一个,我接过来,揪掉柿蒂,“叽里咕噜”吸食起来。爷爷又拿一个递给妹妹,妹妹看了一眼,张开小手去接,竟然没有力气握住,柿子又滑落到爷爷手里。爷爷转身又递给了父亲,父亲没接,出门去找两个伯父商量卖棉花的事情去了。

  父亲回来时,天已经黑透了,昏暗的灯光下,床上的妹妹睡得正香,母亲已经做好了晚饭。

  对于从未出过远门的我来说,芝麻洼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我很想知道那里是不是有一片很大很大的洼地,洼地里边是不是长满了密密麻麻的芝麻。

  “再有几天就开学了,不好好写作业,你去干啥?”父亲最大的希望就是我能学业有成,他一向反感我的偷懒。

  “这是去卖棉花,又不是去看戏,会很累的,你瘦得跟猴子一样,哪能跑那么远的路!”父亲说。原来父亲担心身单力薄的我吃不消。

  母亲见我非常想去,对父亲说:“就让伟子去吧,一个蛤蟆四两力,他去了,就是看个车子也中啊。”

  “好吧!”终究是母亲的话起了作用,父亲勉强答应了,“赶早不赶晚。今晚上早点儿睡觉,明天一早就走,叫你你得赶紧起来,晚了我们可不等你。”

  第二天凌晨,我在睡梦中被父亲叫醒。瞌睡得要命,上下眼皮像是粘在了一起,用力地睁开朦胧的双眼,看看桌子上的闹钟,才四点半。我有些后悔昨天晚上下的决心,忽然又想起“芝麻洼”那个神奇的地名,于是赶紧起了床。

  母亲已经做好了早饭,我吃不下,父亲也说不饿。不大一会儿,大伯和猛哥拉着棉花车子都过来了。

  母亲把几个油饼用棉布包住,塞在车子上,说是昨晚搭夜烙的,又抱出一床被子煞在车子上。父亲说,你整得跟逃荒似的,车子会更沉的。

  我们在阑珊的夜色中出发了。一弯月亮挂在西方的天空,凌晨的风凉飕飕的,我们深一脚浅一脚行走在乡间坑坑洼洼的路上。月亮的微光下,村庄的轮廓越来越远,鸡鸣狗叫的声音也越来越小了。父亲拉着棉花,又特意在旁边系了个袢绳让我拉着。开始,我一路小跑,没走多远,我便气喘吁吁了。父亲见我越走越慢,索性停下来,把我的袢绳缠在车把上,说:跟着跑吧!

  大伯说,和供销社食堂的老汪以前经常共事,是比较要好的朋友,现在他调到芝麻洼了,听说还当了什么主任,不如去找找他,兴许能帮上忙,说不定还能卖个好价钱呢!

  晨曦微露,眼前的道路和田野也逐渐清晰起来,眼看快到聚台岗了,突然,“噗哧——”一声响,我们都惊得停住了脚步,原来是猛哥的一个车胎跑了气。

  猛哥仔细查看了轮胎,原来不知被什么东西扎烂了。这时候,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路过这里,大伯喊住了他,向他打听哪里有修车铺。一听说我们是去卖棉花的,那人说,他就是本村的,这一片没有修车铺,他倒是有一套自制的修车工具。

  那人很热心,急忙回家拿来了工具。堂哥他们把车子上的棉花抬下来,把车轮卸下来,然后扒胎、补胎、打气,忙活了好大一阵儿,车子总算修好了,此时天也大亮了。谢过那人,我们又向着西方出发了。

  一路的风尘仆仆,芝麻洼终于到了。此时,我的两条腿像灌满了铅再也走不动了,父亲藕色的衬衣也被背上的汗水浸湿了。

  原来这里也是一个集镇,根本没有我想象中的洼地和芝麻。当我们来到芝麻洼的大街上时,我们傻眼了,各式各样的卖棉花的车子像几条见首不见尾的白色的长龙,从花厂向南北两个方向蜿蜒着,一眼看不到头,而且,我看到很多辆棉花车子从四面八方涌过来。

  既来之,则安之,就规规矩矩地排队吧!我们将三辆车子拉到西街,排在“长龙”的尾部。

  这时候,堂哥对我说:“这么多卖棉花的,不知道要排到什么时候,走,咱俩去逛逛。”

  芝麻洼的街道并不窄,但被几排卖棉花的车子占去了大半,加上路边的商贩,显得拥挤不堪。两旁都是红砖红瓦的房子,看上去崭新崭新的,我很好奇,就问堂哥:“猛哥,这儿的房子咋和咱街上的不一样?”

  “咱们集镇是一个两千多年历史的大集,临街的房子都是明清留下来的老房子,而这个集镇是新兴的,路和房子都是近几年修建的。”猛哥说。

  猛哥是我的堂哥,在堂兄弟中行二,年长我三岁。他的性格就像他的名字,勇猛果敢,十二岁的时候,他居然徒手爬到学校二十多米高的旗杆顶端安装滑轮,一时引起很大的轰动,成了全校知名的“传奇人物”。他十四五岁辍学就开始做生意,这两年天南地北的跑,见多识广,在我眼里,是见过世面的人。对他的话我深信不疑。

  书店很大,林林总总的书安静地摆放在一个个玻璃柜台里,比我们集镇书店的书要多得多。猛哥看见柜台里摆放着一本厚厚的《三国演义》,便喊来营业员,从柜台里拿了出来。

  猛哥接过来翻了翻递给我,洁白的纸张散发着浓浓的墨香,偶尔还看见有精美的插图,猛哥见我爱不释手,便说:“快上初三了,该看些课外书了。这可是名著啊,买一本吧!”

  “我没钱买,得三块多哩。” 我看了一眼定价说。我深知每次写作文都要搜肠刮肚绞尽脑汁,是因为极少阅读课外读物的缘故,由于囊中羞涩从不敢走进书店。

  “不,我不要。”我坚持着自己的原则,拒绝了他的盛情。我知道他风里来雨里去做买卖很不容易,怎么能让他为我破费呢?何况他也是个孩子,不过是年长我几岁罢了。

  中午的天热得像是酷暑,我们躲在影剧院的阴凉处,远远地盯着我们的棉花车子。午饭的时候到了,父亲说,走,吃饭去!

  父亲要了四碗素面条,共两块四毛钱。老板应了一声,哼着豫剧去厨房做了。说是厨房,其实就是临街搭的棚子,棚子下边支了个煤火而已。猛哥不放心他的卫生,便跟着出去“监工”。

  三句话不离本行。等饭的空档,大伯和父亲又聊起卖棉花的事儿。大伯说,他上午去找汪主任,但没有找到,有人说他去县城开会了。

  父亲说,不管找不找他,既然来了,给几级都得卖出去,俺家还急着用钱呢,小妮儿的病可不等人!

  父亲忙问咋回事。猛哥说:“这个老板真实在,味精放了一大包,辣椒面放了大半包。”

  等老板端上面条,果不其然,又咸又辣,我们都难以下咽。父亲喊来了老板,说让老板尝尝。老板连连道歉,说是这个饭馆是自己刚开的,自己也是刚学做饭,佐料没掌握好。说着,端起来要去倒掉重做。

  大伯说:“倒了怪可惜的,算了,将就着吃吧!”作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大伯深知粮食的来之不易与浪费的罪恶。

  我赶紧去拿了油饼过来。我们把油饼掰碎泡在面条碗里,味道淡了一些。午饭终于艰难地吃完了。

  夜幕降临,我们买了几个馒头,猛哥去街上转了一大圈也没有找到卖开水的,就去附近农家的压水井上打了些凉水,我们就着大伯带来的咸菜,凑合了一顿。

  这个集镇算不上繁华,天黑不久,整条街上就一片黑暗了。借着黯淡的月光,父亲把草席铺在影剧院门口的廊檐下,让我和猛哥躺了上去。父亲和大伯坐在旁边的台阶上,抽着烟,商量着怎样赶紧卖掉棉花。

  躺在凉凉地草席上,脱了衣服枕在头下,忽然感觉自己就像居无定所的流浪汉,不由悲从中来,心里一阵酸楚。

  “那你啥时候进城?”我兴奋起来,县城对于一个农村的孩子来说,是令人神往的另一个世界。

  “别说话了,恁弟兄俩早点儿睡吧,养足精神,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父亲打断了我们的聊天。

  “下午我去看了,前边的都已经排三天了。咱排的这么靠后,不知道啥时候能卖掉哩!”父亲说。

  父亲说:“别管我们了,我们还得看着咱的棉花哩!”父亲说着,把薄被子拿过来盖在我们身上。

  清晨,驴叫的声音将我从睡梦中惊醒。不知是什么时候,也不知谁家的驴拴在了附近的树上,但我知道,是棉农套着它来卖棉花的。

  这天逢集,路边的商贩们早早地就摆上了摊儿。父亲正在棉花车子旁边转悠,见我们醒了,赶紧过来将草席收起来了。父亲的头发上沾满了尘土,眼里布满了红红的血丝,嘴唇上起了两个血泡,看上去苍老了十几岁,他和大伯为了看着棉花一夜都没有合眼,我们却一夜酣睡,我的心里忽然涌起些许的愧疚和不安。

  不大一会儿,大伯从主街回来了,脸上挂着笑容。到了我们跟前,大伯欣喜地对父亲说他刚才去花厂见到汪主任了!

  大伯说,汪主任问了我们排队的位置,说昨天往县里送棉花,只开了一个磅,今天就要大量收购了,估计下午我们就能排到花厂,到时候他会提前亲临现场,吩咐验级员给个理想的价格。

  父亲听了,高兴地说,朋友终归是朋友,友情重过千金。俺的棉花即使能卖个二级也好啊,也不枉跑这么远的路。

  在毒辣辣的太阳下,焦灼地等待了一上午,虽然车子一步挪四指,到下午三点多工作人员开始上班的时候,我们的车子终于拉进了花厂。

  我们这一队验级的是两个年轻的姑娘,她们身着时尚的藏蓝色衣服,气质优雅地在众人艳羡的目光中走来走去。她们的验级方式与我们乡花厂如出一辙,也是拿着探湿器扎来扎去。

  眼看快轮到我们了,大伯和父亲焦急地四处张望,期待汪主任这个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突然降临在我们面前,但是终究没有看到汪主任的身影。

  两个验级员匆匆忙忙来到我们的车子旁,父亲谨小慎微地陪着笑脸,但她们根本不屑多看父亲一眼。一个扎着马尾辫的验级员十分干练地把仪器扎进了棉花包里。两包棉花,仪器一声都没有响。阿弥陀佛!

  随后,另一个验级员把手从包口用力地向里伸去,从里边抓出了一把棉花,然后走进屋里。不大一会儿,验级员出来了,拿起粗大的红蜡笔很熟练地在包上写了三个大大的阿拉伯数字“229”,并把开好的票递给父亲,父亲笑眯眯地接过来,边仔细地看着边连声说:“谢谢,谢谢!”

  她们用同样的方法验了大伯和猛哥的棉花,在他们的包上写上了“229”和“227”。

  二级的界定,虽然没有达到理想中的一级,终归比三级令人欣慰些。父亲回过头和大伯对视一眼,低声说:“没有白来!”

  过磅的工作人员看上去四十多岁,戴着眼镜,斯文得像个老师。他看了一眼磅上的数字,龙飞凤舞地开好了票,父亲接过票,看了一眼,眉头皱了起来:“一个花包就除四斤吗?这棉布的花包二斤都不会有!”

  他们把棉花倒在棉垛上,倒完他们把花包掂出来扔到车子上,然后把车子拉到一处空地上让我看着,他们又结伴到结算处领钱去了。

  “伟子,一斤棉花二级比三级多卖一毛八,咱的三百九十六斤多卖了多少钱?” 父亲抑制不住内心的欢喜, 又开始习惯性地考我。

  父亲他们拉起车子,走出花厂,大伯说:“到现在也没看见汪主任,咱不给他打个招呼就走是不是失礼了?”

  顺着大街一路向东,我跟在车子后边跑着。父亲扭头喊道:“伟子,过来拉着,叫我坐上!”

  我赶紧跑到车子前头,要接过来车把,父亲拒绝了:“小屁孩,咋能叫你拉我呢,快坐上!”

  我纵身一跳,便坐在了车厢中间。父亲边走边说:“回去好好上学,将来就不用跑这么远卖棉花了。”

  祝伟,河南太康高贤人。曾在省市媒体发表文学作品四十余篇。作品有方言故事《赶集》《进城》等。电影《油菜花儿开》任剧本统筹,编剧有网络电影《一谎千金》,微电影《乡村婚事》《青春泪》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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